王东胜主任原是阜宁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1971年阜宁县卫生防疫站重建时，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防疫工作者，开启了一辈子从事卫生防疫工作的人生旅程。

　　从临床医生转变为防疫医生，当时他还真有些不适应。通常来说，临床医生是“人求我、有技术”，工作和生活比较稳定；而防疫医生则是“我求人、无技术”，成年累月下乡跑，工作艰苦，生活不安定，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王主任本着“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防疫站老同志为榜样，虚心学习，较快地熟悉并掌握了业务工作，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防疫郎。当时，在防疫“圈子”里流行这样一首打油诗：“有女不嫁防疫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留下一堆脏衣裳”。这就是防疫医生舍小家、为大家，长期扎根基层，艰苦工作的真实写照。那时还流传着一个口头禅，防疫医生是“铜头铁嘴，橡皮肚子，飞毛腿”。所谓“铜头”，是指防疫医生从事的大多是社会性工作，但防疫站又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有不怕碰壁的精神，去钻去闯。所谓“铁嘴”，就是做防疫工作既要争取领导支持，又要广泛动员群众，经常要苦口婆心地去宣传，也就练成了“铁嘴”。所谓“橡皮肚子”，就是防疫医生经常要下乡走村访户，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另外就是能受气，工作中受委屈时能宽容大度，不在意这些。防疫医生经常下基层、跑现场，无论多远都骑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故有“飞毛腿”之称。

　　新的岗位，新的专业，意味着新的挑战。王东胜老专家自述，他有幸参加了当时由江苏省卫生防疫站举办的“全省流行病医师培训班”，受益匪浅。两个月的卫生防疫基础理论学习后，当时南通地区的启东、海门县发生霍乱疫情，全体学员在省站江淑人站长的带领下赴启东县进行霍乱防治的现场实习。他和6名学员进驻向阳公社，每天骑自行车到各大队巡视指导，主要是指导卫生室医生开展腹泻病人查治，发动群众做好饮水、饮食卫生和清理环境、灭蝇等工作，同时协助当地卫生部门进行霍乱的疫点（区）处理，一干就是两个月。

　　1978年是霍乱大流行年份。五六月份阜宁县的霍乱疫情开始上升，至七八月份达到高峰。当时是全民动员抗击“二号病”（霍乱），防疫站更是全员投入战斗。检验室每天要接收大量从各公社医院送来的腹泻病人和疫点人群的粪便样本，通过细菌培养和鉴定，随时发布霍乱菌阳性检验结果。在疫情高峰期，每天有多起疫情报出。疫情就是无声的命令，每当接到疫情报告，无论刮风下雨或天色已晚，负责疫情处理的工作人员都会立即奔赴现场，开展疫点处理工作。当时，县防疫站内仅有一辆救护车，还有一些公社不通公路，所以大多是骑自行车去的。他们走村串户，长期蹲点，经常一下乡就是一两个月不回家。在防疫人的不懈努力下，霍乱疫情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

　　王主任回忆道：有一天，当时的省卫生防疫站江淑人站长带领一行人来到阜宁县检查指导霍乱防治工作。到时天色已晚，但江淑人站长坚持要马上出发去距县城近30公里的板湖公社了解疫情，到公社后还在夜色中分组到大队指导疫点处理，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县招待所休息。江淑人站长的忘我工作的精神令大家十分敬佩，是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学习的好榜样。

　　王主任说，对于防疫人而言，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季节。上世纪70年代，阜宁县疟疾高发，发病率达30%，形势严峻。春季要进行疟疾休止期根治全民服药，防疫人员一人包一个公社，天天进村，检查服药工作情况。除疟疾以外，春季防控流脑也是重头工作，搞蹲点，动员群众开窗通风，查治苗头病人。到了夏秋季，霍乱、乙脑又摆在了面前。最辛苦的是冬季普查丝虫病，防疫人员需自带被褥，在地上铺点稻草就成了床铺。每天晚上八点开始查丝虫，冒着凛冽的寒风，无论下雨下雪，一家家敲开门，逐人采耳垂血片，一直到凌晨两点才能回住处。睡不了几个小时就又得起床，白天还得镜检、洗片，日复一日……吃得差，住得差，天气恶劣，工作量超负荷，但防疫人没有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和付出，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丝虫病。

　　王东胜主任把最宝贵的12年青春献给了阜宁和他深深热爱的传染病防治工作。1983年调到省防疫站宣教科从事健康教育工作，这一干又是20个年头，退休至今仍然在为《江苏卫生保健》杂志默默付出，发光发热。

　　老防疫人讲述的防疫故事，让我们深深打动，更深受鼓舞。正是因为老一辈防疫人这种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才能取得诸多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一些传染病被消灭，大多数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降低，并得到了科学有效的监测和防控。老一辈防疫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为防疫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我们新一代疾控人在工作、环境条件如此优越的今天，更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