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过去叫痨病，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疾病。过去得了结核病，就像现在得癌症一样，十痨九死，很可怕。18世纪欧洲肺结核流行时，死于肺结核的约病死人数1/4。影视作品及历史人物多有肺结核的描述和记载，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大音乐家肖邦、大文豪鲁迅都因肺结核而早早离世。

　　许卫国主任告诉我们，1975年以前我省公共卫生系统尚无省级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主要依靠南京等地的结核病防治院（医院）或传染病医院、综合性医院肺科（结核科），主要是负责患者的救治，也开展一些卡介苗接种、结核病筛查等预防工作，但农村结核病防控工作几乎空白。1973年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座谈会在烟台召开之后，1975年在江苏省卫生防疫站设置了专门的结核病防治科。

　　机构问题虽然解决，但那时的结防工作是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首先是“人”的问题，那时防治专业人员非常少，一直到1982年，省编办下达了300多个编制用于肺结核防治工作，要求各市县都要有肺结核防治机构，这样把“人”的问题才解决了。但当时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学的多是预防专业，对临床不专业，当时就在部分医院抽调医生来管理传染病。

　　大家现在都知道预防结核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卡介苗。1921年卡介苗首次应用于人类，但建国初期，我省卡介苗接种主要局限于南京等少数大城市少数人群。1955年后在南通、淮阴地区开始进行小规模人群卡介苗接种，接种方法以口服法和皮内注射法为主，接种对象主要是婴幼儿。

　　1975年，全省结核病防治工作开展后，首要任务是要求3年内完成全省15岁以下儿童卡介苗普种工作。当时青少年、儿童粟粒性结核很多，这也是搞大人群预防接种的动机之一。当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是采用不做结核菌素试验直接皮上划痕法接种卡介苗，方法简便、易于推行、技术要求低和耗资少，但操作技术不易规范，接种剂量不好标准化，免疫效果也较差。当时的做法很“土”,是用大头针经消毒后，在皮肤上画一个井字形，通过伤口把苗滴灌到皮肤里面。

　　这项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一是基层接种人员（主要是赤脚医生）绝大多数没有接种经验；二是没有专门的接种器械，划痕工具主要用的是大号缝被针；三是接种技术较难掌握，划浅了疫苗难以进入体内，划深了渗出的血液又会冲掉疫苗；四是基层接种人员对疫苗知识、皮肤解剖知识了解甚少；五是为了要提高接种率，必须挨家挨户上门接种，工作较难规范。当时我省的做法：一是详细编写印发卡介苗接种手册，不仅有文字介绍，还附有接种部位、方法的插图；二是层层开展培训，规定未经培训者不得进行接种；三是先在预防接种工作基础较好的仪征县开展试点，再逐步全面推开；四是不断在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交流接种技巧。即便是如此不断总结经验，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当时，基层接种单位医务人员缺乏、业务素质较低，由于对预防接种“三查七对”规范执行不严，全省时有发生影响较大的卡介苗超剂量接种事故，所幸未出现重大的受种者伤害后果。出现不良反应要一例一例去处理，结防专家真是非常辛苦！

　　就是这样，当时也只有在城市接种，农村只有南通、淮阴、徐州等地区搞了些试点，15岁以下儿童在城市接种率平均只有5%。经过不懈努力，我们把国家要求的接种任务完成后，又提出再干三年扩大接种。但当时面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皮上划痕灌注苗浓度非常高，皮上划痕用卡介苗剂量为50-75mg/毫升，是皮内注射用卡介苗（0.5mg/毫升）的100-150倍，容易发生超剂量接种现象，会导致皮肤溃烂，这使被接种者痛苦时间长，但没有后遗症。

　　当时，没有那么多接种医生，有些非专业人员稍作培训后也请来帮忙，可他们连皮内和皮下注射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有些甚至是肌肉注射，所以造成的感染多。当时，出现过一例高中生接种后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家属找到了负责接种工作的主任，将他打了一顿。这位主任很委屈，因为后来才得知这名高中生的父亲就是位结核病患者，不良反应很可能与此有关。如果当时在接种前就了解到他有肺结核接触史或接种前做结核菌素试验，也就不会给那位高中生接种了。

　　人群卡介苗普种，面广量大，技术要求较高。为保证让更多的群众健康受到疫苗的保护，当时是挨家挨户接种。从1975年至1977年，首次突击完成了全省15岁以下儿童1709.1万人次的卡介苗普种，是全国首批完成卡介苗普种的四五个省(市)之一。1978～1980年，全省又进行了第二次普种，共接种1692.8万人次。为提高接种质量，减少接种差错事故和异常反应，我省于1981年起统一采用了皮内注射法接种卡介苗，并纳入儿童计划免疫程序，卡介苗接种工作逐步向程序化、标准化发展。

　　经过卡介苗普种及计划免疫规划的实施，我省儿童结核病免疫水平大大提高，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省儿童结核病越来越少，有些儿童医院已多年未发现儿童结核性脑膜炎。1997年，WHO报告卡介苗复种不仅不能证明提高接种者免疫力，反而还会导致接种不良反应增多，当年我省停止了卡介苗复种工作。现在看来，WHO当时报告及结论是否完全科学还有待论证。

　　为摸清人群发病实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很有必要。建国初期，我省仅有南京、无锡、苏州、镇江等城市通过对部分团体单位进行过结核病检查，有一些结核病疫情资料。当时，检查手段仅靠X线胸部透视，诊断标准也不统一，不能反映全省结核病疫情。1979年按照全国统一部署，我省开展了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工作。此时“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流调工作遇到的困难不少。

　　首先是检查使用的X线诊断机。因为流调点绝大多数是在交通偏僻的乡村，为方便群众，提高受检率，流调人员必须驻村检查。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薄弱，有些乡镇卫生院还没有X线诊断设备。各地市组织流调工作队时，要解决可携带的X线机，还要配备发电机，因有些农村没有380伏的电或供电不正常。

　　其次是解决X线检查场所。当时驻地都是没有现成的X线检查暗室，一般选择仓库、会议室、学校教室作为X线透视检查场所，再用木板、电影队银幕、棉被、毯子挡住光线形成暗室。这样虽解决了X线检查问题，但存在放射防护问题，特别是大多数老百姓是第一次接受X线检查，十分好奇，有时检查室能拥进几十个人，不但医生受到辐射，群众也受到了辐射影响，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另外，30毫安机的本身防护也很薄弱，仅靠医生使用的铅围裙和铅手套进行防护，有时医生为了检查仔细，还要伸出手臂转动受检者体位。参加流调工作的医务人员，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真是做出了很大牺牲！

　　再就是交通、住宿问题。上世纪70年代，我省的公路体系还不发达，如武进的坂上、昆山花桥、江阴璜塘、兴化沙河流调点都是坐船进去的，有的点还需要坐拖拉机进点。住宿基本上都是住仓库、学校教室，打地铺睡觉，直到1985年全国第二次流调，参加流调技术指导的教授、主任医师还和大家一起打地铺睡仓库。

　　尽管当时医疗、生活条件艰苦，但参加流调的防治人员为了广大群众的健康，工作积极性很高，做事非常认真负责。流调质量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受检率，国家当时的标准是常住应检人口的95%。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依靠当地领导广泛动员群众，对一些老年人、疾患人，防治人员还上门宣传动员，接送他们检查，对外出务工人员，通过打电话、写信、派员等方式，动员他们回乡检查或就地检查，利用农忙、中秋等时机及时检查。1979年我省共抽样调查38个点，检查56803人，受检率达到了98.2%，圆满完成流调任务。之后，全省又进行了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和一次省级流调，检查方法也从透视筛查＋摄片检查，改为摄片普查到数字影像检查，并增加了痰培养、药敏和菌株分型检查，基本掌握了我省结核病疫情动态和发展趋势。全省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从1979年的891/10万降至2010年的201/10万，涂阳肺结核患病率从1979年的271/10万降至2010年的50/10万，这是全省几代结核病防治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

　　结核病是传染病，病人管理对控制流行十分重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省结核病流行十分严重，特别是农村地区，结核病家庭内传染常见，一家几口都患病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家毁人亡。当时，我省把结核病患者管理重点放在防止结核病传染方面，在海安县召开现场交流会，推广其“大分散，小集中”的患者管理办法，即对大多数病人采取不住院治疗形式，对少数病情严重有合并症或急症病人收院治疗。并探索实施了“一不二有三分四隔”的管理措施，“一不”是不随地吐痰，“二有”是患者要有痰缸、痰杯，“三分”是患者要分食、分室、分房睡觉，“四隔”是严重患者要住院隔离。之后，又在丹阳等县农村试点开办结核病简易疗养所，由当地生产队解决住房和营养补贴，把病人集中起来，适当安排轻微劳动，配备“赤脚医生”负责治疗和管理。当时，共办简易疗养所150余所，收治患者1500余例。这些办法虽然并不十分科学、可行，实施时间也不长，但还是起到了提高患者和群众防范结核病传染意识的作用。

　　回眸我省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早期历程，和结核病防治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凝结着结核界前辈们呕心沥血的努力和牺牲。最后，许卫国主任殷切期盼我们再接再厉，使我省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新的辉煌。